是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.我是中文系毕业的.可以帮你回答.希望对你有所帮助:汉代尊崇儒学，而先秦的经籍，经过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

　　，损毁殆尽。由于经书散亡，文帝时，由老师宿儒凭记忆口授用当时

　　通行的隶书写定，即所谓“今文经”。至汉武帝末期，鲁恭王在曲阜

　　孔子宅壁中，发现了用古文字体写的“孝经”和“逸礼”，所以称为

　　“古文经”。其内容也与今文经有异，因此，汉代的儒学便分成了“

　　今文学派”和“古文学派”。一.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由来。先秦典籍经秦代焚书及秦末的战争后，民间及政府的藏书，荡然无存，所以没有资料，从事学术研究。自惠帝废挟书令，文帝奖励献书，研究经书的风气才渐开展，至武帝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，设立五经博士，经学渐变成博取利禄的工具，而经学家都希望立为博士，结果有十四博士并列于学官，他们均属“今文学派”。而十四博士的经传，皆凭秦末的儒者口头传述，靠记忆背诵出来，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成书，辗转传授。至于“古文经”则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写成，据说其来源或由墙壁中发现，或为民间献纳，如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居，在其墙壁获得古文尚书及礼记、论语、孝经等书。西汉平帝时，刘歆奉命校阅秘阁藏书，觉得这些经传极为珍贵难得，主张立于学官，但遭受今文经学家反对而放弃。其后，王莽当政，与刘歆关系密切，就凭藉政治力量把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周官礼》、《左氏春秋》与《毛诗》列入学官。自此，拥护今文的旧派，与提倡古文的新派，相互针锋相对，于是造成今古文之争。今古文之争除了因文字及解经不同而有争论外，其实最主要是利禄之争。两家争立为学官及置博士弟子，无非是争利禄，因为伏生所传的尚书的原本，也是古文，伏生于秦焚书时将经书藏于壁内，至汉时才从墙壁取出经书。此等经书必定是古文经，而且亦可见藏书于壁中是普遍现象，并非孔宅是这样。故当文帝奖励献书以后，古文经便会陆续发掘出来，并献上朝廷，故宫中秘藏有古文经是可能的，若指古文经全属刘歆伪作，未免武断。同时，伏生将所藏的古文经传与晁错，经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下，就变成今文经。所以钱穆在《国学概论》指出今古文之争：“其实则争利禄.非真学术之争也。”他说得十分正确。二.汉代今古文经相争之经过.自从刘歆建议立古文经于学官，但受今文经学者反对后，今、古文经壁垒分明，两者的争论从西汉末年一直延至东汉末年，郑玄遍注群经，混糅今古文的家法，争辩才结束，前后达二百多年。今、古经之争论，较重要的，大约有四次。第一次是刘歆（古）与太常、博士（今）之争立毛诗、古文尚书、左氏春秋及逸礼。刘歆于成帝时受诏校订秘阁藏书，发现有古文经传，“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、逸礼、古文尚书，皆立于学官。”他认为今文经传是秦焚书及禁挟书后的残存，又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，可添补今文经传的残缺。刘歆的意见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击。今文经儒者师丹指摘刘歆“改乱旧章，非毁先帝所立”，更认为古文经传是刘歆伪作。由于遭受集体攻击，古文经立学官的事终归失败，刘歆亦被外放为地方太守。这次争论，揭开今、古文经之争的序幕。第二次是韩歆（古）与范升（今）之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。东汉初年，太学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情况，但古文经学经过刘歆的提倡及王莽时之一度立于学官后，已引起儒生的普遍重视。于是，光武帝年间，韩歆上书，“欲为费氏易、左氏春秋立博士”。但其建议遭范升等人反对，认为左传出于左丘明，师徒相传又无其人。韩歆便与范升互相辩难；其后陈元亦上疏与范升辩难。最后，光武终于立左氏为学官，以李封为博士，但公卿以下很多人反对，到李封病死，左氏博士又被废。于是第二次的争论，也终在无结果而作罢。但这一次争论，依皈古文学的人渐多，君主亦渐倾向古文。争论的对象，又渐由古文尚书、逸礼、左氏春秋而专移至左传，此与两汉学术风气的渐变与古文学渐兴有关。第三次是贾逵（古）与李育（今）之争。章帝时，诏贾逵入宫讲论各经，贾逵便分析《左传》的大义长于《公羊》与《谷梁》二传的地方，贾逵又为章帝讲述今、古文尚书的异同。当时今文学家李育“习公羊春秋”，也涉猎古文经学，曾读左氏传，但认为“不得圣人深意”。建初四年，章帝鉴于今古文经两者争论不休，便下诏各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，李育以公羊春秋之义驳贾逵，各儒激烈辩论。辩论经过辑成《白虎通义》。最后，古文经虽仍不能立于学官，但章帝令各儒今、古文经兼习，古文经地位又获进一步提高。第四次是郑玄（古）与何休（今）争论公羊及左氏的优劣。桓、灵时期，今文经学家何休作《春秋公羊解诂》，以责难《左氏》及《谷梁》；而古文家郑玄加以反驳，服虔也以左传反驳何休。这次争辩，不及前三次激烈。三.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主要分别。今古文经的分别，不仅在于书写文字的不同，还有多方面之不同。现分述两家之主要分别如下：1.从经传版本来比较。今文家的经典底本，除了公羊、谷梁外，大体是古文所写；但自改成隶书后，一切经典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本为根据。这些经典，口耳相传，文义和字句难免有出入，或夹杂有经师个人的意见或解释。而古文家所根据的经典是流传于战国时代以大篆蝌蚪等古文写成，其中在传授过程中，为了便利，亦多写成隶书，但当引经据典时，便经常以原本的古文经典作根据。2.从学说渊源来比较。今文家源于战国至汉初的齐学，喜欢谈论天人之理和信奉董仲舒主张的阴阳五行学说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。至西汉末年，更出现了“谶纬”。王莽为了实现篡汉，曾利用图谶作工具；东汉光武帝亦利用谶书作为自己继承西汉政权的合法根据。今文经学因而逐渐吸收了“谶纬”的内容。古文家源于战国至汉初的鲁学，比较谨守典章之道，是原始、质朴而扎实的学派。故古文经学家力斥谶纬，以为不合经义，非圣人之作。故两派学者对“谶纬”分别采取了信奉和排斥的态度。3.从研究方法来比较。他们在方法上有“笃守师法”与“通训诂，举大义”的不同。今文经的道长，对文字的训诂和内容的解释，常有个人的见解，与另一传经者不同，便形成有“师法”，弟子按师法讲经，称为“守家法”，故经之传授皆可考。古文家则特重训诂，而经的内容，由学者细心体会，故经之传授不可考。4.从对孔子的态度来比较。今文家视孔子为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，亦是孔子“托古改制”的手段，他的微言大义是另有目的，故对六经的排列，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。今文家以为易、春秋是孔子的哲学，亦是孔子的社会学及政治学思想的所在，所以列在最后。而诗、书是文字的教育，礼乐是道德的陶冶，故诗、书排最先，礼、乐列于次位，而易、春秋排最后。其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，由浅至深。但是，古文学家视孔子为史学家，而六经亦只是古代史料，故对六经的排列是按六经的产生先后次序，分别是易、书、诗、礼、乐及春秋；又认为孔子是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的圣人；亦是古代史乘的继往开来者。进一步来说，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，而偏重春秋，其微言大义的精神蕴藏于今文《公羊传》中；古文学家以六经为古代史料，偏重《周礼》。四.今古文之争至东汉中叶之衍变与结束.东汉中兴后，取消王莽所建立的古文学官，仍恢复五经博士，立十四今文博士。在形制上虽然维持今文，取消古文，但经过一番激荡，反而引起一般读书人对古文经的研究兴趣，拥护古文经的反而多起来。东汉章帝时因今古文之争论不休，特于建初四年，召集儒者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。经过一番辩论之后，虽未明白建立古文于学官，却诏令各儒者兼习今古文，对于古今是兼收并蓄，无形中把古文经的地位提高了。东汉中叶以后，博士的选择，已不如西汉的严格，所以有以治《古文》为今文博士，有兼通今古学而为博士，所以东汉中叶以后，今古文学虽然地位逐步提升，但今文学的势力仍较大。同时，东汉中叶以后，两派亦渐有调和的趋势。古文学家虽专研究音韵训诂，专心于笺注，但已有采纳谶纬于说经中。而今古文学的调和人郑玄，也有为纬书注释。由此可见，东汉中叶以后，古文学家对谶纬已不再采排斥的态度，两派已渐有调和的趋势。东汉末年，马融的弟子郑玄，博通群经，但不拘于家法，注释经书，多采今古两家之说。当时学者苦于今文荒诞，又敬佩郑玄的博洽，故多信服及跟随其研究方法，因而今古文经之争，便得以折衷调和。同时，灵帝熹平四年，诏令各儒订正五经文字，并刊刻于石碑上，立于京师洛阳太学门外，后世称“熹平石经”，于是五经的文字也有定本。于是，古今文之争，自西汉时的刘歆开始，中间经过白虎通议的调解、东汉的调和，到五经的定本及郑玄注经，集古今文经学大成，古今文经学之争，便告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