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中国艺术审美中的哲学问题（节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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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卢秀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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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观。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两种哲学思潮始终占主流。一是儒家学说，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，“独尊儒术”后，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，并延续至今。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“三纲五常”，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，用“五常”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用以调整、规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，并把这些思想贯穿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体系中。“三纲五常”及其“大一统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。然而，儒家的学说中缺乏民主思想，有的是集权、服从，没有民主权。从官方正统的统治手段看，连最萌芽的低级民主都不存在，这就使中国的政治总是置于一个高度的集权化。
中国的文官选举制度“科举制度”，更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主要的考试内容，从隋朝大业元年（六O五年）开始实行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O五年）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，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。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阶级的思想领域，在中国，这一思想从不受学术界的置疑，这种在政治上培养愚民的做法，一直是官方追捧的政治手段。科举制度出现前的中国，用的是“察举制”，中国的人情社会其毒源于此，“察举制”使中国社会越来越人情化，越来越不公平化。现代中国的特色之一，就是讲人情。不讲人情的人，就是不讲人性的人，不讲人性的，在中西方的人际交往中，都是不能与之相交往还的。科举制度相对于察举制，是一种进步，但是，在扼杀最初的民主上，无疑是罪魁祸首。至清末，面对西方列强的优越的政治制度，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。
有一点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，制度的好坏，不能是否儒家思想，儒家思想的大方向，是中国社会架构的主心骨，对和谐社会的发展，对中国“永不称霸”的思想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。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会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，产生负面的歧义。
中国是个知识分子思想高度活跃的国家，自古以来，皆为如此。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学术上的极大的自由、极大的繁荣时期。形成了春秋（公元前七七O～公元前四七六年)、战国(公元前四七五～公元前二二一年)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——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、名、纵横、杂、兵、小说，其中，道家思想引起了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极大的共鸣。
道家思想创始人李耳把“道”抽象化，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。在他看来，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。他还提出“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思想，摒除“天命”的绝对权威。这就对以“三纲五常”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严肃的挑战。道家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，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；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，转化的途径是“守静”。政治上提倡“无为而治”。无为是指不妄为、不胡作非为、为所欲为。至庄子，道家思想更讲究一切道法自然，不可强求，与儒家思想相反。这样的思想与“受命于天”的官方论调发生了冲突。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种相悖的哲学思维上，能把二者有机的结合，居庙堂，则讲儒术；退江湖，则论庄子。这两种思维也把中国的文化推向了一个互为补充的关系。其中，最有意思的著作就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。
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于公元五O一年～五O二年（南朝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）间。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、“体大而虑周”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诗话篇》）的文学理论专著。全书共十卷，五十篇（原分上、下部，各二十五篇），以孔子哲学思想为基础，兼采道家，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，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、鉴赏的美学规律。
从《文心雕龙》可见，虽讲文学，则用于文艺，远在六朝，刘勰在审美上就出现了两种思想的较量，出现了纠结。其立论源于儒家，他说：“征之周孔，文有师焉”，“征圣立言，则文其庶矣”。但是，在审美上他则倾向于道家思想：“《易》之《文系》，圣人之妙思也。序《干》四德，则八句相衔；龙虎类感，则字字相俪；乾坤易简，则宛转相承；日月往来，则隔行悬合；虽句字或殊，而偶意一也”。
基本上，刘勰的审美思路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大方向。比如，才高中国文明史的苏轼，在思想上，以保守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现，在艺术上则强调“有为而作”，崇尚自然，摆脱束缚的道家思想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认为作文应达到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（《答谢师民书》）的艺术境界。
这种思想延续到了上个世纪的初期，必然在西方文明冲击下，发生了大碰撞，结果，新时期就若干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，滥觞成了新文化运动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前夕，陈独秀在其主编的《新青年》刊载文章，提倡民主与科学（德先生与赛先生），批判传统、纯正的中国文化，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；面，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，则反对马克思主义，支持、主张白话文运动，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。而艺术界，陈独秀与吕澂在《新青年》以通信的方式，陈、吕均用《美术革命》为题目（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一号），拉开了一场对中国画的彻底之否决的空前的大讨论，是此大讨论，是上个世纪中国美术史、文化史有关中国画前途的第一次大讨论，其影响之大，一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
